罗马城开发——古迹存留与城市开发的协调

　　在罗马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要发现上千年的古迹并非难事。 　　 　　2016年上半，位于大竞技场南端的地铁工地中，施工单位挖掘出未曾预料到的发现：西元2世纪的禁卫军军营遗迹。占地约900平方公尺，里面有数个功能不同的空间，如武器收纳室、起居室、厨房、马厩，甚至还有入葬区。各空间内部更有丰富的生活遗物，地板以马赛克地砖装饰，墙壁则有彩色壁画。 　　考古学者指出，透过这座古迹，得以想像当年禁卫军如何在一声命令下迅速着装，前往指定目的地。而且其所在位置在古代称为“战神广场”(Campus Martius)，不仅有许多军营，特定时节还会举办献给战神马尔斯的祭典活动。整体而言，这座古迹可说是近年来的重要发现，有助于丰富对古罗马文化的认识，其后续保存工作已引起义大利文化当局的注意。 　　“文化遗产、活动暨观光旅游部”(Ministero dei beni e delle attività culturali e del turismo)的考古活动特别监察员(Sopraintendenza Speciale)普罗斯佩瑞提(Francesco Prosperetti)提到这座古迹时，不仅直指其特殊性，更抛出一个构思：建议规划为全义大利第一个古迹捷运站。换而言之，不仅要妥善保留古迹，既有的公交路线也不会改道，在兼顾“历史保存”与“城市开发”的前提下，将两种场域结合在一起。 　　这项计划最快至少还要再5年后才能实现，而且义大利公交系统因困窘的财政而屡屡延期早已稀松平常，现阶段确实仍未能看出确切规划。但毫无疑问的，普罗斯佩瑞提的建议确实再次突显出，在罗马这座古老城市里，保存与开发之间并不尽然满是冲突。 　　 　　大竞技场南端的地铁工地，挖掘出西元2世纪的军营遗迹，占地约900平方公尺，里面有数个功能不同的空间。 　　▌古迹维护：教宗展演世俗权威 　　保存历史古迹，并尽可能地为现代需求所用，是罗马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大趋势。这种历史现象可以归结为二个彼此相关、且不断反复辩证的面向：一，保存古迹的必要性;二，城市的未来发展需求。 　　西元15世纪初，教宗马丁五世(Martin V)决定将教廷迁回罗马，并致力于建构牢固的统治权力。为此，他必需与城内大家族组成的自治团体争夺古迹维护主导权。从古罗马时代开始，古迹维护其实属于政治上的特权。因为这不仅能展示庞大政治资源，更象徵自己才是先代统治者之权力与声望的继承者，无论这么做是否有法理上的正当性。急于建构世俗权力的教宗，同样想藉由维护古罗马古迹，展示他们继承了古罗马帝国的世俗性权威，更有实际能力加以施展。 　　得益于庞大财富与完善组织，教宗一步步地将维护古迹的主导权纳入手中，以日趋严格的规範保留城内各式重要古迹。教宗保禄三世(Paul III)在1536年时，为了迎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决心整顿游行路线上的古迹，以强调教宗拥有不下于皇帝的权势。保禄三世的做法大概可分为三点： 　　1.拆除中世纪所增建的结构体，恢复古迹原本样貌。 　　2.清除生长于古迹及其周边的植物丛。 　　3.空出週边环境，使古迹更加显眼，也能留有保护空间。 　　在此政策下，自中世纪以来被视为放牧区的罗马广场(Forum Romanum)得以再现风华，以宏伟之姿令人遥想古罗马帝国的繁荣盛世，并让人将教宗与古罗马皇帝的形象重叠在一起。 　　 　　罗马广场，古罗马时代政治与经济的中心。 　　然而，在许多时候，教宗也认知到罗马的未来势必要有所开发，即便为此改造、乃至于破坏古迹也在所不惜。西元1519年，着名的文艺复兴艺术家拉裴尔向教宗利奥十世(Leo X)递交一封书信，恳求教宗多关心城内古迹，以免为时已晚。自从罗马城历经中世纪晚期的混乱局面后，居住人口快速增加，加之蜂拥而至的朝圣人潮，公、私建筑的开发需求急遽攀升。为了便利与省钱，城内众多古迹遂成了绝佳建材来源，例如规模庞大的圣彼得大教堂重建工程，便在教宗许可下，牺牲许多古迹而成。 　　 　　文艺復兴时期的艺术家拉裴尔(图)，曾经恳求教宗多关心城内古迹，以免为时已晚。但他并不因此否认开发罗马城的重要性。 　　因而，当时正在全面性调查城内古迹的拉裴尔，势必亲眼见到在教宗管理下的多项开採工程。但值得注意的是，拉裴尔的书信并未因此否定开发罗马的必要性。身为利奥十世最重用的艺术家，他知道教宗不可能放弃罗马城的建设，这不仅是身为罗马城管理者的责任，也是为了让这座城市更显神圣伟大，足以作为全欧洲的朝圣中心的必要之举。 　　 　　整体而言，15、16世纪后的历任教宗，在决定罗马城的样貌时，总是想保留特定历史样貌，同时间，却也有着同样清楚明确的未来愿景。两种看似冲突矛盾的需求，却能在城内以各种富含巧思、颇具弹性的手法相互融合。 　　▌开发都市：身为罗马管理者的责任 　　今日游走于罗马城，能发现许多高耸巨大的方尖碑坐落在重要广场及教堂附近，这些都是经典案例。最早至16世纪末，随着古埃及文明的研究越趋热烈，古罗马时代遗留在城内的方尖碑愈受嘱目。当时的教宗西斯图斯五世(Sixtus V)在成功迁移梵蒂冈方尖碑至圣彼得大教堂的正前方后，陆续修复其它三座原先断裂倒塌的方尖碑，并移到城内的显眼重要之处。 　　教宗的都市计画有相当清楚明确的目标：不仅想保存城内重要古迹，还希望能在宗教改革的激烈冲突中，以此彰显天主教会与教宗的权势。为此，他不惜在修复与搬迁方尖碑工程上投注大量资源，更添加许多宗教象徵意涵，在原有的历史脉络上，披上更多教宗所希望的样貌与功能。最终使得这些方尖碑不仅是显眼地标，更是众多旅人的朝圣目标，切合当代罗马城的发展所需。 　　除了方尖碑，使古迹调和城市发展用途的案例名单还可加上许多：卡比托林广场在米开朗基罗的重新规划下，保留了中世纪佈局与部分建物，更成了教宗宣扬权威、并提供休憩的公共休閒广场;古罗马哈德良皇帝的陵墓，成为文艺复兴教宗相当看中的军事据点圣天使堡;围绕全罗马城的城墙，奠基于至少数百年前的古老城墙结构;顶端装饰着圣彼得和圣保罗雕像，功能类似方尖碑的两根圆柱，在往昔是古罗马皇帝展示军功的柱子。 　　 　　古迹的维护与保存不仅切合当代罗马城的发展所需，也是当政者施展权力的象征。 　　▌保留兼开发：罗马城的未来比你想得更多 　　过往案例显示，自15世纪起，试图控制罗马、主导其未来发展的教宗，势必要在古积保存与城市开发之间寻找平衡点。就大趋势来看，情况如同今日，历任教宗都会承认随着城市成长，开发工程将不可避免，他们确实也将之视为满足城市生活与宣扬名声的大好机会。 　　但另一方面，教宗也意识到城内古迹的丰富价值，妥善保留，并尽可能地结合现代需求以开发新用途，所能引发的效益也相当可观。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危及到许多古迹，如果是以今日的严格标準来看更是如此，但也许让古迹因此而持续受到重视与保护。在罗马城市发展史上，“完全保留”与“彻底开发”从来就不是唯二的两个选项，兼具两方面的创意手法屡见不鲜。 　　 　　历代统治者基于对罗马城的丰富想像，不断将过去与现在融合在一起，直到今日依旧如此。从义大利的公共建设先例来看，建设第一个古迹捷运站的构思或许会不了了之，但这绝对是个值得期待的城市建设。或许十年后，大竞技场南端真有捷运站，在那里，人们可以享受现代化的便捷交通，也能想像古罗马禁卫军的日常生活及工作，深化对于罗马城及古罗马文明的理解。试着想像城市的过去与未来样貌，往往能找到更多预期外的可能性。 　　开发罗马并不容易，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最大负担;但也因为有着丰富历史，多了许多关于古迹保存与城市开发的相关讨论。教宗朱利乌斯二世(Julius II)拆除旧圣彼得大教堂之举，引来当代许多知识分子的诸多批评，不过他们却不太在意此举有利于保存教堂旁的方尖碑，并为众多信徒提供更安全的新教堂。而19世纪末的义大利考古学者朗切尼(Rodolfo Lanciani)，以现代考古学的严格标準，批评文艺复兴教宗一昧开发罗马城，却忽略了他们的时代背景及保存古迹的努力。不管这些讨论的最终结果为何，可确定的是，罗马城不仅是引发怀古幽情之地，其历史演变，对于许多都市的未来规划，显然也有着莫大参考价值。 　　内容禁止转载，如有需要，请联系coo@seoyi.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