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文物古迹的活化利用

　　近年来，全国各地从政府到民众开展了广泛的文物古迹活化利用的实践活动。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和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项目。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集中成片的历史村落、重要工业遗产，以及革命文物的保护与活化利用等，代表了国家主导的文化遗产活化利用。而民间的文物古迹活化利用更是丰富多彩。这些活化利用使众多的文物古迹因合理使用焕发了生机，出现了很多大众热捧的高品质文创产品，这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也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仅“十三五”期间，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就接待游客3460万人。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地每年接待游客超过3亿人。 　　然而，文物古迹的活化利用不仅仅是物质形式的使用，还有更重要、更高层次的方式，就是将文物古迹用作文化自觉活动的基础和素材，以及提升文化自信的营养和源泉。费孝通在《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中指出，“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归回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我国丰富多彩的文物古迹是悠久而深厚的文化的载体，其蕴含的信息是我们全面深入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进行文化自觉的重要来源。 　　文化自觉是一个客观认识和全面深刻评价自身文化的过程。通过文化自觉，知道自己的文化是什么样的，优秀的是什么，不足点在哪里。有了这样的认识，就有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凝练优秀文化基因的能力，在文化选择时就有了明确的目标。有了这样的认识，就可以在与世界其他文化比较时，发现我们的优势，从而建立起文化自信。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重大的对外来文化的融合，每一次的融合都伴有一次深刻而全面的文化自觉过程，因而在融合的过程中，在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的同时，能够保持中国优秀的文化基因。因此，与其他世界文明古国不同，中国历史上对外来文化的融合，不仅没有造成文化断层，而且还形成了更加优秀的中国文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进步。这种成功在于对自己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只有文化自觉才知道自己需要保持什么，需要吸收什么；只有自信才敢于开放和融合。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深入研究文物古迹中的文化信息，能够使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知道需要坚守什么、摒弃什么，从而在保持自己的优秀文化基因的同时吸纳、融合外来文化，产生适应时代的、具有中华特色的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在提升公众的文化修养和生活品质的同时，建立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体系，并将优秀的文化基因传递下去。文化自觉不仅有助于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还有助于将优秀文化输出，有助于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文物古迹的活化利用分为三个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知识技能层面和物质遗存层面。 　　文物古迹活化利用的最高层次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这种活化利用是指从文物古迹中认识我们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基因，从而知道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该怎样做。例如，北京皇家坛庙，是明清两代列入国家祭祀制度的坛庙，包括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先蚕坛、社稷坛、太庙、历代帝王庙和孔庙。这些坛庙是中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一套最高等级的祭祀场所，是中国礼制思想在祭祀传统中杰出的代表，完整地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宇宙观、伦理观和秩序观。我们可以看到，祭拜天地日月等各种自然神灵，是提醒我们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祭拜祖先，是提醒我们要“慎终追远”，懂得感恩和回报。对孔子的祭拜，体现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同时也提醒我们要尊师重教、尊重知识。历代帝王庙，是中华民族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见证，体现了民族团结亲如一家的国家认同观念。而这些，正是当今社会所延续并提倡的，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现实意义。这是文物古迹所蕴含的古代哲学思想的活化利用，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近些年，地方政府和民众举行祭拜三皇五帝的活动，孔庙释奠（祭孔）的活动，都是这种传统的延续。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活化利用，从文物古迹中来，但超越了文物古迹的本体，有助于建立全社会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 　　其次，文物古迹的活化利用是知识技能层面上的。经过历史的洗礼，留存至今的文物古迹都是精华。这些文物古迹在选址、空间布局、建筑设计、建造技艺、象征性的艺术手法，以及建筑与环境的结合等方面，承载了古人的智慧和成功经验。将这些知识和技能提炼出来，活化利用于当今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建筑施工和艺术创作，能让我们的城市更加高效，环境更加优美，建筑更加富有文化气息和内涵，艺术作品更加具有文化底蕴，从而能够提升人们的文化、美学和哲学素养，提高生活品质。例如，“堪舆”是历史上人们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规划理论。研究表明，根据堪舆原理规划的古代城镇、村庄、建筑等，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条件，使人居环境更健康、更安全、更节能。将这种理论知识与当今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建筑学、土木工程等现代科学结合起来，用于完善我们的规划和设计，就是在知识和技能层面对文物古迹的活化利用。从大量的建筑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营造法式》和《工程做法则例》等国家标准、规范，是中国建筑独特的知识体系的代表。根据这些标准、规范建造的仿古建筑，或者在新建筑中融入古建筑元素等，是在知识和技能层面对文物古迹的活化利用。目前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文创产品，往往是从文物古迹的艺术处理手法中获得灵感，从艺术构件中提炼元素，应用到具体的设计当中去。这也是在知识和技能层面对文物古迹的活化利用。文物古迹的活化利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该将传统文化基因融入新时代的建设中，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产生新的更优秀的理念和技术，并传承下去。 　　再次，文物古迹活化利用是文物古迹的活化利用在物质遗存层面上的。目前，这个层面上的活化利用最为广泛。无论是文物建筑作为旅游、商用、教育场所，还是娱乐设施，都有很多成功案例。这些活化利用，一方面发挥了文物古迹的作用，让大众亲身领略到文物古迹中的文化意义；另一方面，也让文物古迹的文化基因融入了当今时代生活，是其使用功能的延续和扩展。 　　在活化利用物质遗存时，无论是延续文物古迹的功能，还是赋予文物古迹新的功能，应该按照《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要求，考虑文物古迹的价值、特征、保存状况、环境条件等，必须强调公益性和可持续性，避免过度利用。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近年来推介的乡村遗产酒店示范项目，是在物质遗存层面对文物古迹活化利用的范例。 　　为了更好地活化利用文物古迹，要加强对其承载信息的研究，深入发掘文物古迹的价值和精华。例如，原来认为天坛的神乐署只是培养皇家祭祀乐师的机构。但最近研究发现，神乐署还是古代的“皇家音乐学院”。它不仅面向全国培养和输送音乐人才，同时还研究乐理、创作音乐、进行学术交流。这个研究结果表明神乐署具有现代意义上的音乐学院的特征。这个新发现的价值扩展了神乐署活化利用的定位和空间。又如，对良渚遗址价值的认识也是随着研究而逐渐深入的。1936年，良渚首次发现，并成为良渚文化的命名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确定了良渚遗址为良渚文化的中心。此后的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全面揭示了良渚遗址群的聚落结构、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区域范围内水利规划的科技成就。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为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遗打下了基础。新的研究成果实证了中华文明与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各有所长、比肩而存，提升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良渚遗址一直用作教育基地。同样，新的研究成果也扩展了其活化利用的定位和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文物古迹的活化利用不应以牺牲文物古迹为代价。文物古迹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明确将合理利用作为文物古迹保护的重要内容。保护文物古迹是为了公众，活化利用也是为了公众，二者目标是一致的。文物古迹是文化基因的载体，也是文化自觉的素材和资源。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文物古迹必将有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只要文物古迹还存在，就可以不断发掘、提炼出更多、更好的精华，从而不断完善我们的文化自觉，强化我们的文化自信。（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文章来源：“文博中国”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