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作者：朱虹 宋丹丹 胡兵 　　摘要：基于目的地供需视角构建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分析两者融合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表明：红色文化资源禀赋高值区主要分布于东中部，如北京、上海、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地，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旅游流水平高值区集中于东南部。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水平逐年提升，但总体水平偏低，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空间分布上，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水平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区域特征，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湖南等地的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水平较高。科技、投资和旅游接待是影响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水平的核心驱动因素。 　　关键词：红色旅游；红色文化资源；旅游流；融合发展；影响因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用好红色资源”“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为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我国红色文化资源得到了较好的保护。根据国家文物局数据，我国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共3.6万余处，国有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超过100万件/套，为旅游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当前我国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不足、利用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各地景区规模较小、游客停留时间短，难以形成规模化的旅游市场，造成了红色文化资源浪费。此外，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红色文化资源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和不可恢复性，不予以旅游开发利用，则会形成闲置性破坏，难以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活态传承”。旅游流是旅游需求的显性表征，充分体现了游客的空间移动规律，具有显著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等综合效应，是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内在驱动力，是红色文化传承和弘扬的潜在人群基础，两者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文化和经济价值。因此，研究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的融合水平，明晰两者的融合状态，对于推动红色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传承与弘扬红色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具有资政育人功能的历史文化遗存，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旅游吸引物，是当下革命老区的优势资源供给，并对其概念类型、功能价值、保护和开发利用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而旅游流则表征了大众旅游需求，是目的地旅游资源持续发展的市场动力来源，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现有文献主要从游客视角对旅游流的概念、流量预测、时空分布、网络结构、影响因素等展开大量研究。关于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关系的研究相对较为匮乏，已有相关文献认为红色文化资源能够吸引游客，同时旅游化开发和市场化运作能够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活态保护。然而，虽然这些文献涉及了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的单向关系，但却未深入研究两者的互动关系，尤其缺乏对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关系及驱动因素的探究。 　　有鉴于此，本文以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样本，以耦合理论为基础，基于目的地供需视角构建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水平，并通过地理探测器对两者融合发展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我国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等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一、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机理 　　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分别作为目的地的供给系统和需求系统，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具备天然的融合关系。红色文化资源是以物质或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一种历史文化遗存，根据是否具有全国品牌影响力可分为基础资源和核心资源两个类别，对旅游需求具有一定的供给引导效应：一是红色文化资源吸引力由以物质性符号（博物馆、红色档案等实物）为代表的绝对吸引力和以精神性符号（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等崇高精神）为代表的相对吸引力构筑而成，对游客具有很强的引力效应，如各地积极打造的红色文化公园、教育培训基地、研学基地等载体，能够有效满足外来游客及周边居民、干部职工或学生团体观光休闲和历史追溯、理想信念培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需求，并通过红色文化体验、解说服务体验和自然景观体验等红色实践活动的一体化供给，有效提升游客的红色历史文化认知、增强游客的情感联结和价值观塑造。二是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能够增强要素集聚能力，促进周边休闲餐饮、交通住宿接待等相关产业发展，对旅游消费具有一定的带动效应。三是红色文化资源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以及红色文化资源的跨区域联合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旅游流的空间分布。旅游流是客源地与目的地或目的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游客流、物质流信息流，是旅游需求的直接体现，对红色文化资源供给具有重要的需求反馈效应：一是旅游客流为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拓宽了市场空间，是红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支撑力量，是红色文化资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主体。二是旅游消费有助于促进革命老区经济发展，拓宽了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资金来源，为红色景区运营注入新的市场活力。三是随着文旅融合的深入推进和旅游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日臻完善，旅游信息流量的累积能够将需求端游客对红色景区的现实预期和观感态度反馈到供给端，以更好地指导红色产品供给形态。 　　总之，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的融合关系就是两系统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非线性关系，两者在良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到高级的转化，以更好地实现红色文化发展与旅游流增长。 　　二、指标体系、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指标选取 　　以系统评价方法为主线，本文从目的地供需双侧视角构建红色文化资源旅游流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红色文化资源的辨识主要有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物质资源包括革命遗址遗迹、旧址旧居、纪念馆纪念园、陵园等，非物质资源是指除物质类资源之外的红色文化资源，如革命精神、革命传统道德等。为了能开展量化分析，本文所涉及的红色文化资源仅包括物质类资源。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秉承科学性、系统性、数据可获取性等原则，并结合专家建议，从基础资源和核心资源两个维度选取8项指标构建红色文化资源评价指标体系，用以衡量红色文化资源禀赋。在旅游流系统评价方面，参照已有文献，本文从旅游流量、旅游消费两个维度选取7项指标构建旅游流评价指标体系，用以度量旅游需求。 　　2.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2015和2019年三个特征年的截面数据为基础，以我国31个省份（由于数据限制，不含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样本，定量评估我国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的融合水平。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务院、中宣部、国家文物局、国家发改委、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及各地政府网站，《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与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网络搜索。 　　3.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综合发展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进行研究分析。 　　三、结果分析 　　（一）红色文化资源禀赋与旅游流水平分析 　　1.红色文化资源禀赋分析 　　从时间上看，我国红色文化资源禀赋总体优化提升，其中，河南、内蒙古、西藏、宁夏和新疆增速较快。从空间上看，北京、上海、湖南、江西、广东、福建、湖北的红色文化资源禀赋较高，而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内蒙古、广西的红色文化资源禀赋偏低，可见红色文化资源禀赋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集聚特征，大致形成了“东中部优势区—西部待发展区”。具体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孕育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见证了我国革命的征程，而且在，其经济的快速发展还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我们留下了一大批宝贵红色文化资源，例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国航空博物馆等红色经典景区等。中部地区作为领袖的诞生地、人民军队的发祥地、红色根据地的集中地、革命火种的保存地，为我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西部地区红色文化资源相对匮乏，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西部地区人烟稀少、自然条件恶劣，缺乏革命的群众基础和地理基础，早期革命活动足迹相对较少；二是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有限的资金投入导致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不足，且部分革命遗迹缺乏有效的保护和修缮。 　　2.旅游流水平分析 　　从时间上看，我国各份旅游流水平在10年间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其中云南、贵州、广西、福建、江西增长幅度较大，上海、江苏、浙江、北京、辽宁、四川等省份增长幅度相对较小。从空间上看，我国旅游流水平省份间差异较为明显，其中广东、江苏、云南、浙江、四川、上海、北京旅游流水平较高，而内蒙古、新疆、西藏、甘肃、宁夏、海南、青海旅游流水平较低，整体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特征。可以看出，旅游流地区差异与城市综合水平高度相关，东南部地区经济基础好，具有较强的市场意识，较为注重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以及旅游市场的开拓，因而旅游流水平相对较高。西北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对旅游资源的开发投入有限，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游客的可进入性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旅游流的低水平循环。此外，从2010年、2015年到2019年，旅游流水平的变异系数逐渐变小，说明我国旅游流的省份间差异呈现缩小态势。 　　（二）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的时空特征分析 　　从时间上看，研究期间我国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水平整体呈优化态势，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具体来看，2010年，处于较好融合水平的省份有北京、上海、江苏、湖南、广东等5个地区，可以看出，我国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初显成效，这是因为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第一期“纲要”，首次提出了红色旅游，并决定在2010年之前打造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100个左右“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基于政策推动，各地积极响应，大力推进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游客，极大促进了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水平。2015年，较好融合水平的省份增加至6个，包括上海、广东、北京、湖南、湖北、福建等地，可以看出，2011—2015年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实现了稳步提升，这是因为上一阶段红色文化资源的规模化开发出现了严重的同质化现象，第二期“纲要”更加注重质量提升、强调红色文化的时代感和现实感，如转变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丰富红色文化内涵、完善景区建设等措施，为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的融合发展夯实了根基。2019年，较好融合水平的省份增加至17个，包括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湖南、福建、河北、辽宁、浙江、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地区，整体来看，2016年至2019年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水平实现了大幅提升，这是因为第三期“纲要”特别强调要实现创新发展，加强创意设计、科技创新以增强红色文化资源吸引力，利用信息技术发展智慧旅游以提升红色景区服务水平，全面提升游客参与积极性和满意度等，为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可以看出，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水平整体趋向良性发展阶段，但由于我国各省份资源禀赋、经济综合水平、科技基础、区位条件等存在差异，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的融合发展程度并不一致，造成了我国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整体处于低水平融合状态。 　　从空间上来看，我国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融合水平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广东、上海、北京、福建、江苏、山东、浙江），融合水平较低的省份多分布在西部地区（青海、西藏、宁夏、内蒙古、新疆、广西、甘肃、重庆），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 　　（三）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的驱动因素分析 　　除了受自身供需因素的影响，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也是外部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已有的研究认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与政府支持、科技进步、基础设施等因素有关。除此之外，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也会受到其他旅游资源的影响，例如“红绿结合”“红古结合”有助于打造红色精品品牌，提升游客满意度。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笔者尝试从政府引导、科技支撑、资源聚合、基础服务保障等4个方面构建驱动力指标体系，以系统剖析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的驱动因素。 　　从因子探测结果中可以看出，科技投入能力和科技产出能力对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的解释力较强，这主要是因为科技不仅有助于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红色产品优化与创新等，而且还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增强旅游吸引力，进而提升旅游流水平，能有效促进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水平。同时，解释力较高的还有政府投资能力、社会投资能力等因子，这是因为红色文化资源有很强的政治功能以及旅游流具有很强的经济价值，两者融合发展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政府资金投入是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并且政府引导下的社会投资也对两者融合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此外，旅游接待能力的解释力也非常高，一般来说，旅游接待能力是反映旅游目的地基础服务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旅游接待水平越强，游客满意度越高，越有利于拓展旅游流提升和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空间，对红色文化资源和旅游流融合水平的持续提升意义重大。 　　然而，自然资源禀赋、人文资源禀赋和交通通达水平在这10年间并未对红色文化资源和旅游流的融合水平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红色文化资源旅游化发展还不够深入，未能实现与区域内其他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对两者融合发展的资源聚合力还未充分发挥。此外，当前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水平不高，交通通达水平的重要性还未完全凸显，预计随着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程度的持续提升，交通的保障能力将会逐渐显著。 　　因子交互作用探测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科技投入与产出能力、政府与社会投资能力、旅游接待能力是影响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并在此基础上与其他驱动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的融合演化水平。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大众旅游时代，在我国红色文化资源亟须进一步保护利用、旅游市场需求日渐多元化的背景下，本文基于目的地供需视角分别从基础资源和核心资源维度、旅游流量和旅游消费维度构建了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分析了我国红色文化资源禀赋、旅游流水平，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了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特征，并且运用地理探测器从政府引导、科技支持、资源聚合、基础服务保障四个方面探析了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的驱动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红色文化资源禀赋和旅游流水平均呈现持续优化态势，但地区间均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均衡现象。具体来看，红色文化资源禀赋形成了“东中部优势区—西部待发展区”的空间特征，其中北京、上海、湖、江西、广东、福建、湖北等地红色文化资源优势明显；旅游流水平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特征，其中广东、江苏、云南、浙江、四川、上海、北京等地旅游流水平较高。 　　第二，在国家红色旅游专项政策规划的引领下，各省份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水平逐步提升，其中融合水平较高的省份数量从2010年的5个增加至2015年的6个再到2019年的17个。但是，我国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水平整体水平偏低，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地区非均衡特征。 　　第三，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是政府引导、科技支持、资源聚合、基础服务保障的综合作用结果。科技投入与产出能力、政府与社会投资能力、旅游接待能力是影响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的核心驱动因子。同时，各因子之间存在双因子增强与非线性增强的交互作用关系，共同作用于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的融合发展。 　　（二）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的融合水平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且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为了提升两者的融合水平、缩小地区差异，根据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发展建议。 　　第一，优化提升红色文化资源禀赋和旅游流水平，夯实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基础。一方面，要全面提升红色文化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以高质量的红色产品供给创造和引领旅游需求，如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开发红色产品，以提升游客吸引力；创新游览形式、打造沉浸式文旅内容，增强游客互动性和参与感等。另一方面，要把握大众旅游时代特征，积极培植红色旅游需求，如通过网络宣传、短视频推广等新媒体形式引导旅游需求。此外，利用重要革命事件周年纪念等时间节点，组织开展红色文化活动，营造红色氛围，激发潜在旅游需求。 　　第二，基于空间差异，因地制宜制定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战略。东部地区要依托良好的资源基础、区位条件和市场优势，继续提升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水平，为弘扬红色文化和实现人们美好生活需要承担更大责任；西部地区要加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充分整合历史地理、民俗风情等地域特色，将分散的红色文化资源“串点成线”，打造红色精品线路，同时加强与东中部合作，学习先进经验；中部地区要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禀赋优势打造红色品牌、搭建红色文化交流合作平台，推动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的经验互享、资源互联、游客互送。 　　第三，增强要素驱动，切实提升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水平。加强政府引导，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为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加大科技投入实现高新技术的渗透应用，以增强现实、全息投影等新兴技术提升游客体验，增强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的新动能；完善基础服务设施，增强旅游接待能力，为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创造条件；基于全域旅游理念，充分整合区域内自然、人文等旅游资源，为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融合发展蓄势赋能。